文史 三国乱世的真正推手因一句预言断送东汉百年王朝

　　他为了当土皇帝的私心，向皇帝提出建议，又因为谶纬家（占卜）的一句话，野心膨胀，想要让子孙做皇帝，结果却鸡飞蛋打，给他人做了嫁衣。

　　此时的汉王朝风雨飘摇，东羌反叛未平，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被宦官谋害，这一年里，鲜卑和貊侵犯幽、并二州，西域疏勒王国国王的叔父和得，杀掉国王，自立为王，乌桓酋长上谷郡的难楼称王，辽西郡的丘力居称王，辽东郡的苏仆延自称峭王，右北平郡的乌延自称汗鲁王。

　　到了建宁二年，江夏郡蛮族起兵反叛，丹杨郡山越族起兵反叛，鲜卑侵犯并州，高句丽国王伯固侵犯辽东郡。

　　后来鲜卑又屡次侵犯幽、并二州，如果说羌人、鲜卑、蛮族等少数民族都只是小打小闹，那么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就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灾难了。

　　张角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将他的信徒发展到多达数十万，遍布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等地。

　　到了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他们焚烧当地官府，劫掠城镇，州郡官员无力抵抗，大部分都弃职逃跑，造成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上存在的弊端。

　　首先说一下经济上，汉代的土地税绝对可以说是轻徭薄赋，税额规定为“十五税一”，但实际上往往只有三十税一，同时耕者有其田，田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

　　理论上来说，既然轻徭薄赋税率低，农民就没有必要卖田了，但是，由于汉代的人口税相对较重，特别是到了东汉末期，人口税出现过“户赋”、“更赋”、“口赋”、“算赋”、“献费”等诸多名目，不仅孩童要交税，只要户口册上有名字，即使是残疾人、乞丐，也要交人口税。

　　可问题是人口税一样多，拥有的土地却不一样，人民的生活基础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农民，他的土地相对贫瘠，收成不好时就交不起人口税，只能够卖地，成为地主的佃农，结果富者田地广袤，穷者无立锥之地。

　　地主上交国家时是三十税一，可是他可以压榨佃农，如果佃农依旧负担不起国家的税务，那他只好将自己出卖给人做奴隶，虽然汉朝政府为禁止买卖奴隶，而加倍征收奴隶的人口税，但商人地主却可以通过奴隶为他进行开矿、烧炭等大规模生产集合工作，积累更多的财富，同时因为人口税不用自己出，很多奴隶生活条件反倒比普通农户要好。

　　再加上诸多天灾，如公元183年出现的严重旱灾、金城郡境内的黄河水暴涨、五原郡境内山崩，公元185年的瘟疫等等，使得本就穷苦的百姓流离失所，产生了大量流民，虽然朝廷通过、大赦、安置等方式，但依旧难以缓解百姓疾苦，所以在他们需要心灵寄托，需要找到出路时，张角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才会有那么多人响应。

　　到了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戊申（初三），朝廷任命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统率左、右羽林军以及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五营将士，守卫京城洛阳。

　　与羌人、鲜卑、板蛮人交战，官军连年征讨，未能平定，再到与黄巾军战事的焦灼，反映了当时制度上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兵役制。

　　汉代中央军队分为南、北二军，南军是皇宫卫队，北军是负责卫戍首都，由各地壮丁轮流到中央做一年卫兵。旅费由中央供给，待遇相对优厚，吃穿由政府买单。

　　要自费去边疆戍守三天，这是由春秋战国时延续下来的制度，当时诸侯国相对较小，自费到边疆对于时间及旅费的消耗并不多，但是到了汉朝，往返都是大问题，所以出现了交钱免戍的变通方法，三天戍边只要交三百钱就可以免去，而政府用这笔钱雇人戍边。

　　由地方上的都尉集合壮丁进行操练，每年秋天为期一月。除了这三项兵役，还有一项力役，壮丁每年有一个月要为国家做义务劳动，按照规定，这一项可以交二百钱免去。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汉朝推行所谓举国皆兵，但实际上士卒并没有接受多少训练，壮丁的单兵作战能力相差无几，所以以至于面对黄巾军，各地征招的军队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同时加上任命将领带兵，从全国调集形成的部队，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所以战力不足。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主角出现了，就是太常江夏人刘焉，他本是西汉鲁恭王刘馀之后，面对纷乱的局势，他向灵帝建议，说各地叛乱，主要原因是刺史权小威轻，应该改置州牧，选用有清廉名声的重臣担任。

　　乍一看他这个主意对于稳定各地局势很有好处，可是问题是当时不是汉初，地方权利增大，而中央却没有震慑力，很容易导致权利失衡，同时，《资治通鉴》载，“焉内欲求交趾牧。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乃更求益州。”

　　首先，刘焉想要申请交趾牧，也就是现今的广东省到越南北部一带，他建议大幅提高州牧的权利，同时想要去那么偏远的地方，摆明了天高皇帝远，想要当土皇帝，但是侍中同时也是谶纬家的董扶告诉他，他看出益州有天子之气，于是刘焉转而申请益州牧，可见他因为这一句话，野心更加膨胀，想要子孙做天下之主。

　　刘焉进入益州之后，派张鲁盘踞汉中，结果张鲁得势之后占据了汉中，刘焉则以米贼作乱（张鲁是“五斗米教”首领）阻隔交通为由，中断了中央朝廷的联络，开始经营起益州之地，后来刘焉称病，让朝廷将其子刘璋从京城派到益州，刘焉趁机将他留下。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在朝中的长子刘范、次子刘诞与征西将军马腾密谋进攻长安，结果事情败露，不久刘范、刘诞被杀。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本当是作为继承人的长子、次子死了，绵竹还发生大火，刘焉城府被焚，刘焉不久之后就发背疮而死，留下了优柔寡断、懦弱多疑的刘璋袭职益州牧，直到被刘备夺位。

　　不得不说，董扶所说“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确实是对的，因为后来出了刘皇叔，但是刘焉算是白算计了，他提出的政策，不仅没有帮助灵帝稳住局势，还使各地州牧做大，如兖州的曹操、幽州的公孙瓒、冀、青、并三州的袁绍、扬、豫二州的袁术、徐州陶谦、荆州刘表等等，纷纷发展成为武装割据势力，扰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