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君汝竟是这样汉子！｜文史宴

　　编者按：自从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王朝》被改编为电视剧之后，早期在大众的历史认知中并没多少存在感的雍正，便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实际上，对于雍正的研究，不仅足以满足学究的好奇心，也能够引发我们对当下的关注。本文便以通俗的笔调，对这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进行了一番探讨

　　近几年来各种清宫剧、穿越剧的热播，让清世宗雍正皇帝的知名度大大提高。有人欣赏他在康熙末年的皇子夺嫡中步步为营，最终成功夺得皇位的手段，有人则对他继位后大刀阔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推崇不已，更有人称赞他为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那么，这位从继位到死亡都充满谜团的清朝皇帝，到底对历史有怎样的影响呢？

　　雍正皇帝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事迹，大概就是他能够在康熙帝的二十四位皇子（不算夭折的）中脱颖而出，赢得长达十多年的储君之争，继承父亲的皇位。论嫡出不如皇太子胤礽，论人缘不如皇八子胤禩，论带兵打仗不如皇十四子胤禵的皇四子胤禛。

　　靠着多年的韬光养晦和隐忍不发，终于打败了自己所有的兄弟，登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这怎么看都应该是一个老谋深算，足智多谋的庶出皇子逆袭成功的精彩案例。

　　然而，抛开雍正皇帝夺得皇位的高明手段不谈，这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九龙夺嫡”的皇储之争，确实对当时的清帝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

　　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首次夺嫡之争，要从扶苏胡亥算起。在秦始皇没有嫡子（因为没立皇后）的情况下，身为皇长子又颇有声望的扶苏，是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但是因为在焚书坑儒之际，倾向仁政的扶苏同父亲发生了冲突，被远派到上郡监蒙恬军。始皇驾崩于沙丘后，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另立胡亥为皇帝，并以始皇的名义赐扶苏自尽。

　　对已然危机重重的秦帝国来说，扶苏之死可谓是雪上加霜。胡亥继位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质疑，连陈胜、吴广起义的都打着扶苏的旗号，为了扼杀潜在的威胁，胡亥不惜大肆皇室宗亲以稳固帝位，统治集团的加速了帝国的土崩瓦解。

　　下一波储君之争的高潮出现在三国时代，如袁绍诸子之争、刘表二子之争、曹魏丕植之争、东吴二宫之争。老子们为争夺天下杀红了眼，儿子们也在为继承父业打得头破血流，其中袁绍和刘表集团的接班人争夺战直接导致了本集团的败亡。

　　曹魏的王储之争则令耿耿于怀的曹丕在继位后打压宗亲，使司马懿有机可乘。东吴二宫之争也造成了很大的政局动荡，以至于孙仲谋在晚年变身成了暴君。

　　再有隋朝杨勇杨广之争，唐初建成世民、承乾李泰之争，也给国家造成了或大或小的不良影响。隋唐的宫廷斗争，在历朝历代中尤为惨烈。

　　自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第一次废太子起，为争夺大清王朝的最高权力，有清一代最为激烈的宫廷斗争拉开序幕。十四年里，皇长子胤禔、皇次子胤礽、皇八子胤禩、皇十四子胤禵先后出局，皇四子胤禛成为了笑到最后的胜利者。正是在这变幻莫测的十四年里，清政府陷入了分裂与腐败的危机。

　　夺嫡让官员不得不面临站队问题，围绕着最有可能继位的几位皇子，朝中结成了皇、皇八子党和皇四子党三个政治集团。各党派官员互相勾心斗角，引发朝廷分裂不说，还干扰了国家正常的政治工作和行政效率。

　　此外，皇子们为了获取官员的支持，往往要给予其实惠以为回报，包括默许其贪污行为（这一点以素有“八贤王”之名的皇八子胤禩为最）。

　　本来康熙帝亲政后，对贪腐的惩办力度就不算太重，现在又有了皇子们的纵容，帝国的吏治可想而知，到康熙帝去世的时候，大清国库的存银已经不足八百万两了。

　　夺嫡的危害在雍正帝继位后仍没能终止，为了报复已和自己势同水火的兄弟，雍正帝将八弟胤禩、九弟胤禟分别改名为“阿其那（意为俎上鱼肉）”、“赛思黑（意为讨厌鬼）”，囚禁至死，其他参与夺嫡的兄弟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皇十三子胤祥和皇十七子胤礼因是雍正帝一党而幸免）。

　　一直到乾隆帝登基后平息了废太子胤礽之子的政变，始于康熙晚年的夺嫡大戏才算正式落幕。为了避免骨肉相残的悲剧重演，后世的皇帝只好用秘密立储的方式来缓和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

　　无论胤禛夺得大位的过程有多精彩，手段有多高明，九龙夺嫡带来的灾难都是不争的事实，即使这不全是他的责任。

　　说过了雍正帝继位前的夺嫡纷争，让我们再来看看他当上皇帝后的所作所为，就从鼓励臣下打小报告开始。

　　对于财政、司法、行政等可以依据相关法律和先例处理的事件，官员把文书写好、盖上自己的大印，正本送给皇帝，副本留在内阁。这种事情被称为“题达事件”。

　　除此之外，官员以个人名义向天子“打小报告”的文书叫奏折。包括上任之后的“报到折”、逢年过节的“请安折”、机密事件的“奏事折”。奏折不需要让其他官员见到，是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单线联系。

　　这种密折开始于康熙朝，皇帝赋予一些亲信特权，允许他们给自己上密折。这种奏折由奏事大臣亲笔，皇帝亲启，专人呈送，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查看。

　　雍正帝继位后，将密折完善和制度化，康熙年间只有特定的亲信和地方大员才能给皇帝上密折，雍正帝把这一权力下发给了知府以上的所有政府官员（低级官吏也可以把密折送给指定大臣，再由其转呈皇帝）。

　　地方官在到任前，都会从皇帝那领到四个“折匣”用来承放密折，折匣的钥匙只有皇帝和官员本人持有，递送和回复密折的过程也要严格保密。

　　皇帝陛下真情流露，嘘寒问暖，做臣子的自然是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可不能忽视的是，大兴告密之风不可避免地会让官员们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惧（都怕被人告黑状），甚至于把告密当成官场斗争的工具。

　　不仅如此，雍正帝还设立了各种（粘杆处）用于监视政敌和百官。大清朝的命官，整日生活在上司和同僚的监视下，看到皇上温情脉脉的回复，真的会欣喜若狂吗？

　　皇帝和宰相间的权力斗争，是中华政治史上的重要内容。虽说皇帝是君，宰相是臣，但宰相毕竟是百官之首，地位要高于一般大臣，多少对皇权还能起制约作用。要是再碰上个特别强势的宰相，皇权甚至还有被架空（霍光、诸葛亮）和取代（王莽、曹操）的危险。

　　为了摆脱相权的制约，西汉以来，皇帝开始想方设法地削弱和分散宰相的权力，从汉武帝的中外朝到光武帝的尚书台，再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宰相的权力不断被弱化。明初朱元璋干脆废除了宰相，大权独揽。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没了宰相，不是还有内阁吗？诚然，内阁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之前宰相的角色，但和宰相相比，内阁的权力对皇权有很强的依附性，无法像相权那样保持相对独立，哪怕后来出现了张居正那样的权臣，内阁对皇权的制约总的来说也不及宰相。

　　雍正七年，为方便指挥西北战事，朝廷设军机房以负责军务，后更名为军机处。此后军机处逐渐代替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国家的权力中枢，直至清灭亡前夕被裁撤。军机处对皇帝的依赖和顺从比内阁有过之而无不及，军机大臣与其说是大清的宰相，倒不如说是皇帝的私人秘书。

　　对文化和思想的控制也是雍正帝强化皇权的重要手段，满清入关以来，大兴文字狱以中原地区的文人士大夫，让中原文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雍正帝进一步加重了对异己知识分子的迫害，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其晚年的曾静谋反案。

　　虽然雍正改革暂时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但在雍正帝的种种集权措施下，皇帝的权力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汉族知识分子在文化高压下，要么惨遭屠戮，要么屈服于皇权之下。中国的政治文明陷入僵化和停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