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学对中国文史写人实践的规约

　　尽管我们不断地叫停“以貌取人”，但这种风气却难以刹住。在中国文史著作的写人实践中，经常会贯彻以貌取人相学。

　　作为影响深远的一门带有神秘色彩的玄学，风行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相学与“阴阳五行”思想以及“天人相参”观念交糅并杂，相伴而行。同时，作为一种神秘文化，相学通常把图腾文化中的各种动物意象附会为象征某种德性的符号，人们时常将其搬弄出来用以喻说人物的相貌，并当作“说相论命”的依据。中国文学家常常直接搬弄或者间接化用某些相学术语，以使其笔下的人物“神秘化”或者“超凡化”，从而使得许多人物身上储备着期待后人破译的特定生命或命运密码。

　　根据现存文献记载，“相面识人”活动由来已久，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很流行了。据《国语·晋语八》记载，晋国谋士叔向的弟弟叔鱼出生时，“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餍也，必以贿死’。”显然，这是在根据人物相貌体征来谈论其命运。可见，先秦时期，谈相论貌已成为人们褒贬人物的一种方式。通过荀子专门写《非相篇》来遏制相面风气这一事实可以推断，这股风气在战国时期已经特别盛行，到了不得不打压一下的程度了。古代相面常运用“拟物”措辞来评判人物性情或心机。据《左传•文公元年》记载，楚王想立商臣为太子，向令尹子上征求意见，令尹子上根据商臣之“蜂目而豺声”，便断定其生性残忍，果断地予以否决。此所谓“蜂目”，属于面相；而所谓“豺声”则属于心相。诞生于汉代的《史记》记录了社会上许许多多通过相面话题来推演人生的故事。如《范睢蔡泽列传》记载说：“蔡泽者，燕人也。游学干诸侯，小大甚众，不遇。而从唐举相，……唐举孰视而笑曰：‘先生曷（蝎）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知唐举戏之。”战国时期燕国人蔡泽曾让著名相士唐举给他相面，唐举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一下他的体貌特征：朝天鼻，端肩膀，凸额头，塌鼻梁，罗圈腿。如此说，蔡泽之相颇为怪异，于是唐举奉承他算是“圣人”之相。当然蔡泽也有自知之明，知道是别人在拿他的长相开玩笑，不必当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面相学不仅喜欢探索人的面相，而且还热衷于探索人的心相，而人物语言和声音是窥探人物心相的主要依据。这种“谈相论人”风气逐步蔓延，乃至东汉向来以“疾虚妄”为人称道的王充也在其《论衡》一书的第三卷专门列《骨相》篇来为相术鸣锣开道。王充认为，从一个人的骨相不仅可以知道其富贵贫贱，而且还能判断出其德行的清浊。为此，他举了历史上的两个例子：一个是范蠡根据勾践“长颈鸟喙”，判定“可与共患难，不可共荣乐”，因而劝文种离去；另一个是尉缭根据秦始皇“隆准长目、鸷膺豺声，少恩，虎视狼心”的骨相，认定他“得志亦轻视人”，做出了提早离去的决定。由此，王充得出了“性命系于躯体，明矣”的结论。[1]此两桩事正史都有记载，前者见于《史记》之《越王勾践世家》：范蠡在帮助勾践灭吴之后不仅自己离开了越国，而且还写信劝说文种，劝他也尽早离开，那段劝词就是从勾践这个人的长相生发的：“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由文种接到书信的反应来看，范蠡对越王长相的“动物化”比喻还是产生了触动性的。后者见于《史记》之《秦始皇本纪》：大梁人尉缭在谈到秦王嬴政面相之凶时，同样用一系列动物作比喻。原文是，“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显然，尉缭也是通过“以物喻人”说辞来鼓动别人远离凶狠秦王的。根据面相理论，物化的面相与道德化的心相之间是存在某种象征关系的。此外，王充还通过列举“十二圣”的相貌来说明圣君贤臣都天生“异相”。其中，说黄帝“龙颜”，谓皋陶“马口”均系用动物为喻。一些史书在写到预测人物命运时，也常常采取相学的“以物喻人”术语。如《后汉书》中的《班梁列传》记相者说班超：“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当然，史书写人与相书论相在某些方面也可互相推动。后来的相书《人伦大统赋》说：“燕颔虎颈，万里侯封。”[2]这种“以物喻人”的相术文化深深渗透到《三国志演义》等小说中，从而形成关于张飞等人物动物化形体相貌的描写。今天，我们姑且不论相术是否科学，其“以物喻人”的解释方式的的确确曾对文学写人“写貌开相”产生过很大影响。

　　在总结各种动物意象所储存的德性密码时，各类相书形成相对稳定的理论体系。托名南唐宋齐丘的《玉管照神局》中的《千金赋》指出：“鼠目獐头，必竟难登仕路；蜂腰燕体，如何解作功臣？”[3]该书卷下在对相术的基本理论、操作方法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阐述了各种动物意象与人相的关系。根据这位相学大师的说法，狮、麟、白虎、象、犀、猿、玄武、鼋、龟、蛇、马、豹、兔、山羊、熊、猩猩、野狸、骆驼、鹿、狗、驴、麞、鸳、朱雀、鹦鹉、鹤、鹰、燕、孔雀、鸽、鹊等三十一类意象均可以被用以比喻人体的某个部位，从而与人的命运发生勾连。相传由宋代陈抟秘传，而由明代袁忠彻订正的《神相全编》卷首有所谓的看相“十观”之说，其中的“观形局”充分体现了“动物比拟”意识：“形局者，乃人一身之大关也。或如龙形、虎形、鹤形、狮形、孔雀形、鹳形、牛形、猴形、豹形、象形、凤形、鸳鸯、鹭鸶、骆驼、黄鹂、练雀等形，此富贵形相。或猪形、狗形、羊形、马形、鹿形、鸦形、鼠形、狐狸形，此凶暴贫薄天折之相也。”此以不同的动物化造型判定人物的富贵贫贱命运。关于人物的各种动物化造型的具体相貌，《人相篇·总论》云：

　　人禀五行以生，顺天地之和，食天地之禄，未尝不由乎五行之所取。须辨五行之形，须识五行之性，若以飞走取行，须议得理。如《易》取象，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物以象八卦。其取类也，而有莺凤龙虎狮象牛马蛇雀鹅鸭鸡猪猿猴鼠狗之类，各有相似。龙相：岩峻而长，眼圆睛露，五岳高起。凤相：身细眼长，清秀额高。虎形：头大颏阔，鼻丰口方，行步重缓。龟形：头尖眼圆，背伏身大。犀形：天庭骨耸，印堂广阔鼻仰，行步面仰急速。鹤形：项长胸短，长身细瘦。象形：眼小鼻大，身肥步重。猿形：面小眼圆，耳尖手长。牛则行而缓，马则骤而急。其大略如此。人有五行之说。人之有生，不离乎金木水火土之相，而合其性。[4]

　　看相者根据这些用特定动物比附的造型来推断人物的性格、德行及其命运归属。这些储存着特殊密码的动物意象在人们意念中已经构成种种寓含褒贬色彩的符号，成为人们审视不同人格风范的习惯思维。在其他各类相书中，除了灵动的动物意象，用于比拟人物形貌的其他意象更加丰富。金代张行简《人伦大统赋》说：“惟人，禀阴阳之和，肖天地之状。足方兮象地于下，头圆兮似天为上。音声比雷霆之远震，眼目如日月之相望。鼻额若山岳之耸，血如江河之漾。毛发兮草木之秀，骨节兮金石之壮。”[5]把男性比作“日”而把女性比作“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乾－阳－日－天－男；坤－阴－月－地－女。其联想方式显然是比较靠谱的“天人相参”那一套。《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写光武帝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李贤注引郑玄《尚书中候》注：“日角谓庭中骨起，状如日。”所谓“隆准”就是鼻梁高，鼻头大；所谓“日角”就是天庭饱满，额头中央有圆骨突起。相面者亦称额骨隆起入左边发际为“日角”，入右边发际为“月角”，皆为大贵之相。《文选·刘孝标〈辩命论〉》有言：“龙犀日角，帝王之表。”李善注引朱建平《相书》说：“额有龙犀入发，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在古代，“日”的修辞权和象征意义基本被帝王垄断。另外，在《神相全编》等书中，“以物喻人”式的相术口诀还有很多很多，什么“耳白如面，名满天下”呀，什么“眉如初月，聪明超越”呀，什么“眼似鲫鱼，必定家肥”呀，什么“目如蜂目，恶死孤独。目如蛇睛，狼毒孤刑”呀，什么“鼻如截筒，衣食丰隆。鼻如鹰嘴，取人脑髓”呀，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作为察相论命的社会思维，相学的“以物喻人”表达方式及其相关术语纷纷被后世小说搬弄或借鉴过来用以写人物形貌，从而留下了一系列给人印象深刻的人物造像。对此，万晴川曾经这样总结过：

　　明清小说中人物形貌的描写方式几乎没有不受相人术影响的，很难跳出面如冠玉、声若洪钟、龙目凤睛、鼻如悬胆、獐头鼠目、眉清目秀、两耳垂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五岳朝拱、四渎分明这些词语范围。而且人身中不少部位名称也源于相学术语，如天庭、地阁、四渎、五岳、三台骨、玉枕骨、巨鳌骨、驿马骨、印堂、山根，等等。从而形成了明清小说中人物形貌描绘类型化、程式化。[6]

　　相学术语如此丰富，小说家往往本着某种写人意图顺手拈来，这既是历史性的写实，更是意象化的虚拟。东汉以来，政府选官择士常常凭着直观的“面试”，这在《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中多有记载。再现这段历史场景的《三国志演义》每当写及人物形貌，惯于以凶猛的动物喻之。如第九十六回写司马懿向曹睿推荐大将郝昭时说：“此人身长九尺，猿臂善射，深有谋略。若诸葛亮入寇，此人足可当之。”在此，司马懿通过吹捧人物的“猿臂”举荐人，说辞有理有据。第九十七回写曹睿见陇西狄道人王双生得“面黑睛黄，熊腰虎背”，一眼便看重，并笑曰：“朕得此大将，有何虑哉！”即时封之为虎威将军、前部大先锋。此所叙“识人以面”同样立足于对动物意象密码的直解。当然，传统小说写人也采择其他相学术语，如用“獐目鼠眼”写人，给人望而生厌或不齿感，等等。《儒林外史》第三回写道：“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也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齐楚的，褴褛破烂的。”在周进这位主考官眼里，童生们在进考场时即有考中和落榜的殊相了。

　　大致看来，中国文史著作写人常常直接移植或化用相学术语及其寓含的贵贱善恶意识。这些写人笔墨往往能够指人物的风度与气魄，带有某种社会期待性质，因而富含“角色”意指功能。

　　[2]（金）张行简撰，（元）薛延年注：《人伦大统赋》，见《丛书集成初编》卷〇七二一，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页。

　　[3]（汉）许负，等：《相法十六篇（及其他两种）》，见《丛书集成初编》卷0719，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页、第74-83页。

　　[5]（金）张行简撰，（元）薛延年注：《人伦大统赋》，见《丛书集成初编》卷〇七二一，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页。

　　[6]万晴川：《中国古代小说与方术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